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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功近利让我们的建筑鲜有创造性和特色
2012-10-26 11:35:00   来源:   

受访人:第三届中国建筑传媒奖终审评委,中国著名艺术评论家,策展人——栗宪庭

第三届中国建筑传媒奖提名人的提名工作已经结束,自由申报还有3天也将截止。截至目前,两岸三地12名提名人共提名101个,有效提名95个。自由申报将在10月31日截止,目前申报作品(人)已经有50余个。针对过去两届大奖,第三届中国建筑传媒奖终审评委,中国著名艺术评论家,策展人栗宪庭表示,我对每一件获奖乃至提名作品都印象深刻,并希望中国建筑传媒奖,不应局限于每两年的评奖活动中,还应该把每次的评奖,扩展到平时的活动中,诸如通过展览、讲座、电视专题等形式把这些优秀的建筑介绍给公众。同时他对于中国当下城市化进程对城市文化脉络的破坏表示痛心,并称急功近利让我们的房地产项目鲜有创造性和特色。
 
我对大奖的每一个作品都印象深刻

南都:作为中国建筑传媒奖评委,著名的艺术策展人,能否点评一下过去两届中国建筑传媒奖,让你印象深刻的建筑作品或是建筑师?

栗宪庭:我对每一件获奖乃至提名作品都印象深刻。但我特别想说的是,新疆“喀什老城区阿霍街坊改造”项目,印象尤其深刻。原因不是说这个项目有多好,而是这个项目由于改造的对象是少数民族区域,改造不能无视当地的文化传统和习俗。这个不得不在意的限制因素,恰恰是中国所有城市化过程中被肆意践踏的东西——一个城市原有建筑和街区的文化脉络。中国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从1990年代初开始,短短二十年,所有的城市建筑和街区原有的文化脉络,几乎被破坏殆尽!尤其是县城,雷同到令人不敢相信的程度。
 
南都:就你对中国城市和建筑观察,近两年有没有让你觉得比较糟糕的案例?

栗宪庭:我没有研究过具体的城市个案,只能笼统谈一些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普遍问题。我觉得我们的大规模城市化进程开始的时候,我们每有文化上准备,我们对什么是现代城市文化基本无认知。我们的城市化是在功利主义,甚至是私人利益的基础上开始的。此外,我们的城市规划没有整体性,更没有长远考虑。问题出每一届地方政府只能在乎自己的政绩,每一个单位只在乎自己利益,甚至是此一任的规划,会推翻前一任的建设,因为要彰显此一任的政绩,各自为政,就无法做到在城市发展在空间和时间上的整体性和长远性。
 
南都:你在北京老城住过几十年,你觉得传统民居有哪些优点是可以供我们今天的住宅开发和设计借鉴的?

栗宪庭:每一个地方民居的特色和创造性,都是长时间文化、习俗与该地域自然环境磨合的产物。今天开发的住宅,一张图纸可以走遍全国,急功近利让我们的房地产项目鲜有创造性和特色。北京四合院最重要的空间因素,是房屋与院落。院落与院落之间所形成的多层和丰富的空间关系,是适应小家与小家,小家与家族之间交往、团聚而产生的。当然它与儒家宗族大家庭多重、丰富的生活观念有关。而现代的楼房建筑把一个个小家庭封闭和隔离在一个个水泥盒子里,人与人之间交往以及生活的丰富性因此而消失。由于格子笼式的现代楼房设计,人在家庭生活中,更加变成象被隔离的动物。在楼房里复制四合院、做园林当然愚蠢,但对空间丰富性的注意是重要的。日本的不少现代建筑师,已经注意到现代楼房居住模式的弊端,在转换东方传统建筑的空间关系上,做出成功的案例,是值得中国住宅设计学习的。
 
今天已经没有什么“旧城改造”

南都:北京和许多城市一样正在经历大规模的旧城改建,拆迁之余也有很多保护的案例出现,你怎么看这些案例?有哪些成功和不足?

栗宪庭:北京最早的旧城改造项目是琉璃厂,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当时在《中国美术报》做编辑,约过陈志华先生的稿子,他提出了“假古董”这个词。我至今觉得这个词,很准确的反映出琉璃厂项目以及此后许多城市在旧城改造项目上的问题,它反映出的是我们在诸如“宋代一条街”“明代一条街”之类的旧城改造项目上,看重的是商业利益乃至政绩,而不是尊重文化。旧城改造,重点是如何在突出旧城肌理的基础上,同时也能适应今天人的使用功能。

北京平安大道的改造也是一个值得反省的项目,原来街区外观,是由一个个不同院落所形成各具特色的大门和外墙景观,由于平安大道扩宽,就把原来临街景观一律切齐,每一个院落临街的大门和外墙,都统一做成几乎一模一样的门楼,就使得这些门楼成为一张与原来院落具体性和独特性无关的表皮,今天的平安大道给人感觉就是一个类似临时搭建起来的影视街景。

事实上,今天已经没有什么“旧城改造”。现在几乎所有的城市,自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今慢慢变得面貌全非了。我在北京后海住过二十多年,见证了旧城逐渐被破坏的过程。北京四合院原来多是一家人居住,按儒家尊卑长幼的观念和风水方位居住。后来四合院变成大杂院,若干家共一个院子,至此,从传统建筑保护的意义上,作为与儒家文化相关的北京四合院已经埋下彻底破坏的种子,院子充公以及住户增多、变杂,是造成四合院在不断被改建中遭到破坏的原因。后来因人口的增加,居住需求加大,加之传统文化被否定,四合院被改成面目全非的大杂院。大规模的城市化以来,就连大杂院都被拆除了,现在的北京旧城除了宫苑建筑,民居已经所剩无几,北京大面积的灰色民居和金碧辉煌、高大宫苑对比、相衬的完整肌理关系,已经消失了。今天你站在天安门广场看故宫,巍峨的宫苑建筑在现代楼房的衬托下,感觉变成了象盆景和工艺品似的感觉了。
 
南都:时下不少地方政府热衷于开发的艺术创意区项目,有的成功了,可以让民众、艺术家和开发商都受益;有的项目却与城市脱离,有的甚至举步维艰。你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栗宪庭:关于宋庄艺术园区,2008年《三联》周刊做了一期集中报道后,国内的几个市长来找我。所以这几年我陆续看了几个地方的文化园区的建设,发现这里面的问题有些严重,即它实际成了变相的房地产。

文化创意产业这个词在中国现在用得很乱,有叫文化创意产业的,有叫文化产业的。我考察中国的“文化产业”,大多数实际上是地产,都是将文化作为炒作地产的噱头,是广告作用,与真正的文化创意本身或文化产品本身形成产业的经济模式风马牛不相及。只是借用文化作为一个由头去做商业开发。包括近年来美术馆的建设成为热点,实际上也是一种变相的地产。据我了解,中国的美术馆非常多,县以上的城市都有美术馆,但现在所有美术馆的经营都很差,它没有被当作一个真正的非盈利和社会艺术教育的机构,而是成为出租场地的盈利场地,甚至有美术馆还搞商品展示。既然这样,我们为什么还要建那么多美术馆?所以目的不在美术馆本身,在美术馆作为地产升值的由头。

在这样一种形势下,宋庄当然不能够幸免,宋庄艺术园区初衷是为解决流落在社会上自由艺术家的创作生态问题做起来的,它的形成是艺术家的聚集而来,符合艺术创意这个核心。但宋庄红火之后,它就迅速变成了变相的“私地产”(即以艺术空间的名义,和个人投资的方式租地盖艺术家工作室,并用于工作室出租的商业行为)。宋庄现在有几千亩地,美术馆就有一二十个,但除了艺术节期间热闹那么几天,其他时候都冷冷清清,百分之七八十的艺术家生活的都很艰难。同时,宋庄火了以后,卖石头的、画行画的都涌到那个地方,房价也越来越高,这让那些有艺术理想尤其是没有成功的年轻艺术家已经住不起了。这样下去的话,就违背了为解决每年不断上升的、毕业即失去工作的年轻艺术家这个社会问题的初衷。也违背了以艺术创意为核心的基本趋向。
 
大奖应该不局限于两年一次的评选

南都:自第一届中国建筑传媒奖至今已有5年,您一直担任大奖的终评评委。几年来你对中国建筑传媒奖主旨“走向公民建筑”的认识有哪些变化?

栗宪庭:这促使我逐渐去理解和思考“走向公民建筑”的含义和意义。我理解的公民建筑,就是为民意和民需的建筑,是基于今天公民基本功能需求和精神需求这个立场上,而不是为意识形态和商业利益的建筑,公民需求首先是一个多元结构,包括不同地域的自然和地理环境,不同民族、地域的文化习俗,不同地域民居所包含的空间传统等等。
 
南都:目前在国内实践的建筑师你比较关注哪些人或者说哪一类?为什么?

栗宪庭:张永和,王澍,刘家琨,柳亦春,彭乐乐等。张永和对不同材料研究和试验,刘家琨在把握建筑时的当代艺术意识,这些都非常值得注意。但是,他们共同的特点是试图通过当代建筑的语言规则,去转换中国传统建筑的空间、材料和建构的因素,以及所做的各种试验。
 
南都:国内艺术界曾经经历过如“85思潮”等重要时期,你觉得当下的建筑界是否正在经历或即将面临一个转折期?

栗宪庭:如果说建筑将要出现一个转折期的话,那应该是上面说的这些独立的小众的建筑师所做出各种试验,并且在建筑界所产生影响,让这种有创造性的建筑试验,真正融入城市化的进程中,并对建立中国建筑独特的价值体系有所影响。
 
南都:建筑设计较之艺术一直更为封闭,这固然与它的专业性有关,但是否也与普及性的建筑教育缺失有关?
栗宪庭:按说建筑是与人的生活有着最密切的关系,但是中国大众谁知道几个建筑师?而且,缺乏普及教育的何止是建筑,中国除了娱乐——影视明星、歌星、电视主持人、小品演员外,哪个领域的艺术家能被大众熟知?当然还有科学家,学者等等。我们的电视媒体每天充斥着廉价的娱乐节目,在今天电视几乎覆盖了绝大多数家庭的情况下,知名度与电视露面率成正比哈。
 
南都:中国建筑传媒奖作为一个大众媒体发起的奖项,对建筑实践和公众参与两方面是否都能带来积极的引导?
栗宪庭:当然能对公众关注建筑带来积极的影响。我觉得中国建筑传媒奖,不应局限于每两年的评奖活动中,还应该把每次的评奖,扩展到平时的活动中,诸如通过展览、讲座、电视专题等形式把这些优秀的建筑介绍给公众,这也是一种建筑的审美教育和文化建设。
 
申报指引:
可申报奖项:最佳建筑奖、居住建筑特别奖、青年建筑师奖
申报时间:2012年10月31日前
详情请登录cama.oeeee.com查询
 
采写:南都记者  张雨丝 实习生  何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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